我的“外交官”之路（连载一）

我的“外交官”之路（一）

我是在25岁那年，也就是1963年3月，经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安排，提前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毕业，进入外交部，开始我的“外交官”生涯的，屈指算来，至今已在这条路上走了超过57年的路程。

我出生于1938年10月，也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我的家乡在江苏省北部的中间地带，位于黄河和淮河以北、大运河东侧，离洪泽湖不很远，是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地带。祖父母是佃农，替别人耕种土地。父母在年轻时跟随共产党，所以我在出生后不久便受共产党的照顾和恩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还两度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远离家乡，历经生死考验和颠沛流离，直到10岁才得以开始入学读书。好在小学一至三年级我只用了半年时间，在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年我就进入了四年级，并成为了首批少年先锋队的成员。其后，我按部就班地读完小学，于1952年考入初中，并在那一年被吸收为共青团员。12岁以前，除去两度因为战争原因“逃离”家乡、一共在外面颠沛流离约4年外，我都是在我的出生地度过的。那两次“外逃”，一次是因为父亲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负责人遭到日伪政权通缉，家里的房子被敌人烧毁，全家不得不去到解放区避难，直到日本投降；第二次“外逃”，也叫“跑反”，则是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随军北撤，从家乡出发，步行往返，经过山东、辽宁、吉林、河北等省，带有一点“长征”的性质，于1948年下半年随着解放军南进回到家乡。在家乡的五、六年间，因为土地贫瘠，加之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生活极度困苦，挨冻受饿是家常便饭，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只能靠白薯、白薯叶度日，我还曾短时间讨过饭，至今记忆犹新。在中学的6年期间，我一直对学习外语有比较浓厚的兴趣，随着课程的设置，先后学习过英语和俄语，成绩尚可。高中毕业那年，赶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全国统考前提前招生并在省会南京设立有考场。我得到消息后，向父母讨要了十几块钱，只身一人从淮阴乘坐小火轮、火车辗转到南京，参加了考试。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我对外界了解甚少，加上并未抱被录取的希望，参加考试时随便填报了对之一无所知的西班牙语作为志愿。没想到，“歪打正着”，还真的被录取，1958年开始了大学5年的西班牙语学习之路。我的父母因为出生贫寒，家庭困难，小时候都没有上过学。加入革命队伍后的初期阶段，由于处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也没有机会读书，直到建国时还都是文盲。党组织曾安排我父亲两度入文化速成班，但因为工作繁忙和年岁偏大的关系，成效并不明显，所以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很低，但对子女读书的愿望非常强烈，自己节衣缩食，为我们尽力创造上学的条件。我被北外录取后，我父母尽其所有，为我准备衣被、行李和旅途费用。但是，能力毕竟有限。所以，我赴京选择的是最便宜的交通路线，从淮阴乘小火轮，再转汽车到徐州。由于当时从徐州没有直达北京的火车慢车，我只能买到济南的车票，再由济南换乘另一趟慢车到北京，沿途历时三天两夜，待到找到北外时，真的是筋疲力尽，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幸运的是，已经通知新生推迟入学的北外，破例接受了对推迟开学毫不知情的我，让我得以有了20多天的安身之处。那时候的学生生活是清苦的，但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不过从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外交官”。

“误打误撞进北外，艰苦求学”未毕业”；学生生活多样化，情思集结感恩诚”这是我对在北外五年的归纳。那年进入北外后，学校为我在西法语系（当时西班牙语和法语是属学院的同一个系）的法语三年级学生宿舍里为我安排了一个床位，同时协助我解决了吃饭等生活问题，直到两周后正式确定我的所学专业和分班时才从那里搬出。那座楼现在已经不存在，原址在如今学校西院大门的南侧，“工”字型大楼的东半部，我住的地方在一层。我记得，我当年在法语三年级宿舍的室友有蔡方柏(后来曾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王振铭（后来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外事局副局长）、刘驯刚（从轻工部外事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休）、安惠侯（曾任外交部亚非司长和中国驻埃及等国大使等职），以及李家忠（后被派去北京大学学习越南文，曾担任驻老挝、越南大使）等人。同他们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或许因为他们是我在远离故乡和亲人后认识、相处的第一批人，故而印象深，情意笃，相互长时间视为挚友。因为年龄和个头的关系，他们几位校友都用“博迪”（法语“小”的意思）亲切地称呼我，直到现在见到我时依然如是。可以说，我入北外和进入西班牙语系，完全是“误打误撞”，因为仅凭在中学对外语的一点兴趣，怀着“试试看”的心理，便报考了“不知道”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填写了“一点都不知道”的西班牙语专业。当然，后来随着了解的逐渐增多，我则越来越喜爱上了这个重要的语言工具，用之为国家服务了数十年，还在“古稀”之际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了“西班牙语资深翻译家”的称谓。对北外，则更是充满感恩戴德的终身情怀。应该说，北外五年的求学是艰苦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老师告诉我们，北外西班牙语专业的系统教学始于1952年，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起始并逐渐发展起来的；1958年那一届是学院西班牙语专业的第六届（1957年因故没有招生)，学制新改为5年（好像5年学制只在我们那一届和59届实行了两年，此后又改为了4年制）；招收的学生应为18人，其中1人没有报到；17名学生分为两个班；以“小班”形式上课，以便于学生有更多、更好的实践机会。我分在58级的2班。旋即，西班牙语的课程开始，字母发音，日常用语，语汇语法，…….，相继铺天盖地般涌来，让我们深感应接不暇。我在中学里学的是俄语，开始阶段经常与新学的西班牙语相混，不自觉地将俄语和西班牙语混杂在课堂答问或者家庭作业里，因而多次遭到老师的批评甚至责骂，直到差不多一年以后才未再出现西、俄语混合出现的情况。  年级在上升，课业也越来越重。我们由中国老师上课的阶段很快就结束了，基本上都是由从苏联转请来的西班牙老师直接教课（进入高年级后，又增加了来自智利、秘鲁等国的教师），课堂讲授和师生交流全需用西语，迫使我们必须要学会用西语进行思维和答问。西班牙老师教课使用的“学生先导式”，也就是由学生轮流分段朗读课文，讲解段落中出现的新词（包括常见的同义词和反义词）、短语、谚语等，还要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或疑问。老师根据课堂情况进行必要的讲解、补充或者纠正。因为事先并不知道老师会让你朗读、讲解哪一段，因而每个学生实际上需要预先将每周60多页的精读课文从头至尾全部进行认真、周密的准备，压力可想而知。除去课堂的任务以外，老师还从四年级开始要求我们每周“课外”读完一本不少于100页的文学作品，并交出不超过1页纸的内容综合，由老师评鉴是否读懂、理解。课内和课外的作业，迫使我们每天都要同西班牙语原文词典打交道。我曾经对一些朋友说过，在那几年里，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翻烂过一本西班牙语学术词典，让图书馆非常头痛，真的不是胡咵乱吹。1960年9月，也就是我刚进入三年级时，学院同意我应文化部电影局的商借，为一个拉美国家电影界访华团担任翻译，历时两周，访问了北京、武汉和广州等地。那是我第一次担任翻译，也是对所学语言的首次实际检验，所幸还算顺利，受到双方的肯定，也坚定了我学习的信心和勇气。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1958年入学的大部分同学都在三年级期间被外借去临时参加工作了，只有我和另外三名同学仍被留校继续读书，据说是北外意欲选留我们毕业后任教，因而不放我们去任何地方，包括拒绝了教育部对我们的出国留学安排。我们自己也基本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心致志地研读我们的西班牙文，就连我们各自选修的第二外语都无法顾及。后来我曾经对同学开玩笑说，如果不是未经考试就毕业离校，我的第二外语肯定会不及格，影响毕业。进入五年级的第二学期未几，也就在1963年的3月初，学院突然找我（我是班长）去谈话，说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通知学校，要我们全班提前离校，去外文局报到，参加新开办的《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的出版工作，要我代表其他同学马上去办理手续。同学们对能够结束“寒窗苦”，自然感到高兴，但对面临“没有毕业”就要离开学校也深感惋惜。就在我代表同学办理离校手续的过程中，我又接到学院给我的第二个消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要我改去外交部，而且要越快越好。同年3月5日，我带着信函和行装，离开了北外，到了位于东交民巷的外交部。后来，北外按照正式毕业生的待遇，给我以及其他几位同学颁发了毕业证书，承认我们等同于完成了学业，虽然我们没有学完全部课程，也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和答辩。我的“毕业文凭”是张锡俦院长签发的“文凭登记630205号”。

坦诚地说，学生的生活比较苦，但也很愉快。苦，在于任务重，压力大；愉快，在于多样化，同伴多。我出身自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差。我的父母原先是农民，后来投身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了国家地方干部。由于家庭人口多，我的父母、我和6个弟弟妹妹，还有在农村务农的祖父母，基本上都靠我的父母工资生活。在全国困难时期，我的母亲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申请退职，不再领取工资，使得家庭生活更为困难。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经济情况下进入北外的，5年里一直用的是我从家里背来的被褥，没有添置过衣服，甚至无钱购买鞋袜，因此学校给了我每个月十几元钱的助学金，使我得以顺利读完大学。初入大学时，学校饭菜不限量，学生吃饭可以随意。好景不长，国家遭受的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学生也开始粮食定量，副食逐渐减少，饮食方面的困难明显增大。不过，在此情势下，校园里笼罩的依然是浓浓的读书气息，大家的生活继续多样、快乐，只是减少了参加重体力劳动的数量和天数。在北外的5年时间不长，但却经历不少，有的还应该是学校历史上的重要笔触。例如，外国语学院和俄语学院的合并、西班牙语专业从法语和西班牙语系分出单独立系、大部分语系从西院搬迁到东院，等等。在一、二年级期间，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体力劳动。我记忆犹新的是参加过在门头沟区安庄的挖“鱼鳞坑”和在北外西院操场上“炼焦碳”。挖鱼鳞坑是在山坡上选择适宜的地方挖好栽树的坑，以便其他人去栽种树苗。炼焦碳是为炼钢铁准备铺料，因为北外在当时全国都在“大炼钢铁”的行动中也有任务，我们分配到的部分是炼焦碳。这两项工作都属于重体力劳动，时间也相对比较长。其间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一是我创下的“吃饭纪录”，二是在炼焦中犯过的“错误”。“吃饭纪录”，是因为我在门头沟区的安庄挖“鱼鳞坑”期间，曾经有过一顿饭吃过15个普通馒头的记载，虽然没有进入“吉尼斯”，但也属于惊人的数字了。大体情况是这样的：挖坑是重体力活。为了减少上下山的时间，每天早上4时起床，早饭后扛着工具、带着干粮和水上山，下午2时收工下山午餐。一般早餐都无胃口，在山上时也很难吃下东西，待到午餐时大家都是“饿狼扑食”。虽然在劳动期间，主食比较宽容，但副食不是很多，故而馒头成为了重要的对象。我的食量一直比较大，在中学就曾有过一顿饭消灭掉一斤半生米做成熟饭的经历，在那种条件下更是可想而知了。至于炼焦中的错误，那是因为同伴对操作知识掌握不够准，害怕过了时间导致凝结，提前打开放焦油的阀门导致火灾，还惊动了119 的救火车辆。但由于我在烈火熊熊中空手去关闭阀门，事后非但没有受到处分，还得到了口头表扬。在学校里的高年级期间，我被选举担任学生会的生活委员，经常主动在食堂里帮助卖饭。由于服务动作快、准，每每受到食堂工作人员和学生们的肯定和赞扬，也从而被许多校友知晓。在北外5年里唯一让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我是在共产党的呵护下长大的，还长期受到作为真诚共产党人父母亲的直接熏陶。信仰共产党、紧跟共产党，是我永恒不变的决心。在北外，我也写过入党申请书。但是，由于我于一年级的暑假回乡后在系里的板报栏里贴过“人民公社有一哄而起之嫌”和“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的感言，从而受到批评，并失去了被培养的资格。不过，对此我没有害怕，更没有后悔，当然也没有改变我追随共产党的信心。回想起来，北外给我的东西实在太多。不仅教给我知识，给了我以为国家服务、效力的本事和工具，包括我能为新中国第一代绝大多数领导人担任翻译的可能（除毛泽东主席外，我曾有机会为那一代所有其他重要领导人都担任过翻译），还教给我做人的基础和领悟，但没有收取过我任何费用，还给我以基本的生活费用和保障。所以，我虽然没有能够在北外实现入党的梦想，是我人生中的一件憾事，但我对北外确实怀有从心底里感恩的深深情思。离开北外50多年来，我一天都没有忘记北外。我在任何地方都以“北外人”作为光荣，作为骄傲。作为北外的学生，在校期间曾有幸直接听取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心慕已久领导人的报告和训导，让我们懂得道理、明确志向，从政治上夯实基础，真的心潮澎拜，热血沸腾。作为北外的学生，我们有机会多次参加过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型政治活动和集会，诸如国庆阅兵、声援古巴革命等，使我们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有了活生生的认知和体会作为北外的学生，我们常会在周末被安排到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寓所，陪同他们看电影、跳舞，既是实习和师生交融的机会，也为困难中的我们稍微调剂精神和生活，明白待人处事的简单道理。也是作为北外的学生，我在1960年11月以“三年级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学院接待格瓦拉的访问，同这位叱咤风云的世界名人有了第一次直接晤面的机会，为我后来的工作开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作为北外的学生，我还享受到一项特殊的恩德，就是我在北外的校园里得以结识了校友、我后来的发妻徐丽丽。她是浙江宁波人，比我晚一年进入北外英语系。我们志同道合，相互深度理解，共同生活了50余年。由于她多年随我奔波，多病积累，晚年几种脏器衰竭，医院曾多次下达病危通知。2014年2月她在海南突然病重留医中，我曾设法租用医疗专机将她运回北京，但终于在一年后弃我而去。由于儿孙们坚决反对她和我同葬于海流中的刍议，我将她安葬在我的故乡，并在她的身旁为我预留了位置。我无法忘记这段历史和人生，也无法忘记它的发生地。当然，北外在那5年里给予过我的远远不止这一些，也很难细说周全。感恩北外，是应该的，也是经常要实际去做的。因此，自从设立教师节以来，无论身在哪里，我每年都会给我的北外班主任老师岑楚兰打去电话，向她表示祝贺和感谢，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她感谢其他老师和整个北外。总的说来，我对北外5年集结起来的意识和产生的真诚心境，会永远保留在心间，不会忘却和消失。
（未完待续）

感 谢 关 注
        老 徐 札 记